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讨所所长杨群近年来为一件工作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期望科研人员经过屡次试验得出更准确的数据，多出好效果；另一方面，为了给咱们发绩效薪酬、给“办理费”补缺等，又不得不规则，但凡到试验室做试验，包含查询公共信息材料都要收费。

　　这条规则让科研人员在做试验时往往十分“节省”：能不做的试验尽量不做，能少做的试验尽量少做。由于根底研讨课题的经费自身不多，保持一个课题组或科研团队的人员费用得从项目中开销，科研人员压力太大。

　　杨群反映的其实是一个科技界评论了十来年的老论题，问题的中心是科研投入只见物不见人。但现在这个老论题还没找到新答案。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也一直在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履行科研项目时，除直接开销本钱外，还需投入许多的人力资源。”但相同让陈骏棘手的是，国家经费首要考虑科研项目的直接本钱，对间接本钱考虑缺少，特别对耗资巨大的科研人员“智力”本钱投入严重缺少。

　　他以2006年财政部和科技部联合下发的《国家重点根底研讨开展计划专项经费办理办法》为例介绍，该办理办法明确规则，项目承当单位能够收取必定的办理费，但将办理费界定为“在课题研讨过程中对运用本单位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子，日常水、电、气、暖的耗费，以及其他有关办理费用的补助开销”，并规则按“超量累退份额法”核定办理费，并且办理费不允许超出赞助经费的5%。

　　“办理费没有包含人力资源本钱，一起可支配额度太低。”陈骏说，上述规则直接引发高校在承当、施行和完结国家科学研讨项目的过程中，不得已移用正常教育经费。

　　“高校从政府取得的办学经费仍然依照学生规划来核算。”他和记者说，研讨型大学的教师除了教育，还必须花费许多时刻从事科研活动，但现在缺少安稳的国家经费支撑，其他参加研讨的博士后研讨人员、博士生和校外聘任兼职研讨人员和技术人员等更缺少经费补偿机制。

　　这种状况直接引发的结果是，高校被逼削减教师教育工作量、移用教育经费或许自筹资金，以便用来支付根底设备、公共仪器设备等保证性费用，特别要用来偿付参加项目研讨的人员的薪酬、福利和补助等费用。陈骏说，这加重了本来严重的教育事业经费的窘困程度，影响到教育质量的进步。

　　国家科研项目对人力资源出资力度微乎其微引起的另一个现象相同需求咱们来重视：高层次人才流失到国外相关科研机构。

　　“现在的做法忽视了高层次科研人才、课题负责人、科研帮手、博士后等难以量化的智力支付，科研团队的建造和可持续开展遭到要挟。”陈骏说，由于国内与国外科研环境和物资待遇水平的显着距离，许多海外高水平人才不愿意前来，一起，国内一流科研人才和具有较大科研潜力的博士后、博士生纷繁挑选到赞助程度较高的国外大学去开展。

　　杨群更忧虑的是，现在的办理办法会限制高水平高质量科研效果的发生，由于只要把握尽可能多的试验数据，研讨才更准确。此外，现在这种以项目主导的形式归于涣散运营，不利于整个学科的统筹开展。

　　在本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陈骏递交了一份“关于在国家科研赞助项目中进步人力资源投入的主张”。

　　在主张中，他提出，将国家科研赞助项目中人力资源办理费用份额进步到2040%左右，这样才有利于招引和安稳国内外优异的科研人才，包含树立一支以博士后为主体的高水平科研部队。